外来居民挑战与背叛中国政府的历史教训

跨境人口流动是国际经贸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其中一部分跨境流动人口将选择在移入国家常住乃至永久性定居，从而在移入国家/城市形成多民族混居状态，进而对该国/城市社会治安形成额外的压力。因为与单一民族聚居或单一民族占压倒多数聚居相比，在多民族混居状态下，居民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几率天然较高。不仅语言不同容易造成误解，宗教和风俗不同可能产生摩擦，而且单一民族聚居情况下个体之间的摩擦此时也容易上升到群体冲突、乃至民族冲突的层次。在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甚至有可能进而转为对分疆裂土的诉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看看今日北爱尔兰、黎巴嫩、印度、斯里兰卡、科索沃等多民族多宗教混居地区冲突频发，本来无足轻重的小事都有可能引发暴乱，看看法国近年来多次爆发以穆斯林移民青少年为主的郊区暴乱，甚至蔓延全国，便不难理解这一点。

在国际经贸发展中，境外迁入民族倘若散居或人数不多，便不至于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构成挑战；但倘若人数众多，甚至在足够广大的地域上形成相对独立的聚居社会，便有可能对迁入国的政府权威和政治统一形成隐患，直至发展成为公开的挑战。在中国历史上，随国际贸易迁入民族武力挑战或背叛中国政府的案例就不止一端，其中唐代广州大食和波斯人武装作乱、宋元泉州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团背叛、清代新疆浩罕商人屡次作乱三大案例最为典型，尤其是宋元之际因国际贸易发展而聚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社团及其头面人物蒲寿庚家族，其背叛行径性质最为严重：

唐朝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以至于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称“从8世纪至13世纪是中国与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天方夜谭》中也描绘了商人辛伯达扬帆中国的故事，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广州形成了庞大的阿拉伯商人聚居区——蕃坊，阿拉伯史籍称9世纪70年代广州大食人、波斯人、犹太人及其他外国人有12万之多。[1]然而，这个庞大的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国政府和社会之间并不只有和谐相处，而是也存在形形色色的摩擦，而且这些摩擦曾经发展到公然武力挑战唐朝政府的程度，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正值安史之乱叛军猖獗、全国兵力集中调往华北战场之际，大食和波斯商人武装一度趁火打劫攻占兵力薄弱的广州，迫使广州刺史韦利见弃城逃亡，大掠之后扬帆而去，正穷于应付安史之乱的唐朝政府竟不能奈何。到乾符六年（西元879年），黄巢军队攻占广州后几乎杀尽城中大食人和波斯人，这个迁入民族群体与中国社会之间的摩擦才以极端形式得到了解决，而万里之外希拉夫港（今伊朗塔黑里）、翁蛮省（阿曼）两地众多对华贸易商也因此事变而大面积破产。

“君不见泉州闭门不纳宋天子，当时有城乃如此”（元·泉州晋江释大奎：《筑城曲》）；从历史上看，唐朝之后江南爆发过穆斯林与中国社会大规模对抗的唯一地区是泉州，正是在唐宋两朝作为世界第一大港埠时期，泉州形成了一个相当庞大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团，在此基础上先后发生了南宋末年泉州蒲寿庚背叛南宋事变，以及元末至正十七年（1357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持续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叛乱。依托泉州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庞大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社团，身为阿拉伯人后裔的蒲寿庚担任泉州市舶司提举、闽广招抚使等高官多年。然而，南宋景炎元年（西元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十一月，陆秀夫、张世杰等率南宋“行朝”逃亡至泉州，蒲寿庚却杀害泉州城内宋宗室、士大夫和淮军士兵数万人降元。元朝末年，曾深受蒙元统治者重用、享有高于中国本土民族地位的泉州色目人集团又企图割据泉州自立，亦思巴奚叛乱持续十年，结果被忠于元朝的陈友定部平定。

清朝平定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政权、统一新疆之后，旅居南疆的浩罕汗国商人屡次兴风作浪，或资助和卓后裔作乱，或招引浩罕侵略军多次入寇，甚或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嘉庆二十五年（西元1820年）至道光七年（西元1827年），在浩罕的支持下，新疆和卓后裔张格尔先后4次入犯新疆沿边作乱，其中道光六年（1826年）浩罕出动支持张格尔的军队竟逾万人，接连攻陷南疆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田四大重镇。1827年末张格尔被擒获正法后30年间，浩罕仍多次支持其境内新疆和卓后裔侵犯和骚扰南疆，仅规模较大的就有三起，即1830年“玉素甫之乱”、1847年“七和卓之乱”、1857年“倭里罕和卓之乱”。正因为浩罕商人（清人称之为“安集延人”）屡次协助张格尔作乱，清政府于道光八年（1828年）下令稽查其在喀什噶尔等地有安家置产者，分年驱逐。

社会发展的现实在不断向我们提出问题，为求长治久安，我们必须直面现实问题，不能唯恐触犯某种政治正确性而抱着鸵鸟心态无视现实。不带任何思想条条框框地直面现实与探索震动最小的解决方案，两者之间并无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