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权力穿孔”是高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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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21年，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大秦帝国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秦王朝作为法家思想的忠诚实践者，在国家权力结构上建立了整套符合法家理论的律法，将法家鼓吹的那一套运用到了极致。但是让秦人自己最后都大跌眼镜的是，一个以武力称霸天下，以严刑峻法震慑四方，以强大的暴力体系横行天下的帝国，也就短短的十五年便风流散尽，末日降临 。刨根朔源，还是因为秦朝的权力集团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发展和法家思想在具体的实践中没办法解决的矛盾所造成的。

    秦国以铁血政策取得天下，又很快以铁血政策失掉天下，原来，取天下与治天下完全是两个概念。成败转换的关键在于整个力量格局变了，秦国的体制实际是一种严酷的军国体制，当处于列国交战的时候，这种体制可以通过夺取别国的土地、人口、财产等资源来壮大自己的利益和力量，秦国的臣民也通过勤耕勇战（耕地、战争都在扩大）获得利益奖励，当时秦政权的直接敌人是六国政权。但是，在一统六国之后，天下混一，秦王朝已经不能从外部（以前的外部已经成了内部）获取大量的经济资源，对匈奴和五岭的战争更多的是消耗，此时秦再奉行先前的战争体制，过度的进取，就只意味着对内部资源的消耗，人民得不到利益，只受刑不受赏，法家的刑赏二法只剩下一个刑，必然失效。而且，六国政权的覆灭也使秦政权失去了对等的敌人，于是战争体制的杀伤力就只能对准人民，这就把人民当成敌人，但六国尚且摧枯拉朽，人民似乎更加不足一提。六国的灭亡，使秦政权成为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强权，失去了权力制约，使得秦王过分迷信自身实力，因而更加的无所顾忌，利欲膨胀，滥用权力，因此人民所受的暴政要超过战时，“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天下苦之”！既然秦廷将人民当作敌人，那么出乎尔者，反乎尔，人民也只能将秦廷当成仇寇，秦廷称为了真正的人民公敌（民贼），人民只有造反，因为造反不会再失去利益（本来已处绝境），却有翻身的可能。法家思想曾经随着秦帝国的强大而风生水起，让天下儒生恨得牙根痒痒。当时的法家，与其说它是权力集团手中的一柄利器，倒不如承认它早已为秦国君臣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地深度洗脑。

   法家思想的产生有其无法抹去的现实意义，它的历史源头是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期。而那样一个时期，官家权力强调的就是集中；在秦王朝的统治者们纵横天下的时候，它的理论体系完全建立在战时体制的基础上。这种战备状态，要求的是集中一切优势项目为战争服务，为权力的扩张服务。它注重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就是从眼前的现实利益出发，以实现手中权力的最大化。此一时彼一时，当战争的硝烟散尽，留在人们心底的伤却无法在短时间内愈合。这就像是两大武林高手在生死存亡时刻比拼内力，最后的结局是一个人的倒下，另一个人虚脱。对于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不是时时刻刻站岗放哨，保持荷枪实弹的硬汉形象。

   没有人会否认秦始皇是一代雄主，与他的勇气相比，他更缺乏政治手段和治国经验。当天下统一的号角吹响多时，他还执迷于战争的快感中无法自拔。他坐镇咸阳，环顾四海，伸出两个拳头同时向南北两个方向打去，对他来说人的思想是虚无而苍白的，只有武力征服才是真正的铁血王道。《史记》中记载，南方发兵攻打南越，守五岭，据徐广注是五十万人，同时发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开凿渠道来运送粮草，役夫人数也不在少数，这还没有算进建筑宫殿陵墓的劳力，南征结束以后，南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当规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发三十万军队击胡，同时修筑长城，人数也都不低于三十万人。不安分的秦王嬴政，拿出了天下总动员的架势。这完全符合法家理论的宗旨，只要活着就要往死里折腾。法家理论只具备集权和战时两大特点，可以说是非常态下的非常之举。战争年代，它是刺向对方的利刃；统一年代，它同样还是利刃，不过刀锋直接指向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由此可见，秦王朝是成于法家，败于法家。法家虽然使得乱世趋于统一，但是它所推崇的那一套 “以暴抗暴”的理念让权力没有一丝温情的遮羞布。它终于还是在历史的演进中败下阵来，成了隐藏在中国封建政治权力游戏后面的那个罪魁元凶。秦朝的兴亡让人看到了一个不受约束的中央强权会干出什么事来，秦朝的覆灭宣告了法家的“强权主义”的破产，春秋战国的历史表明天下要安定必需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秦朝的历史又表明天下的安定只靠一个单纯的强权是不够的，更是危险的。儒家认为，天下需要一个中央强权，但不止于此，这个权力不能只是一架冷酷的机器，政治问题不只是权力问题，权力还必须具有合理的目的，必须具有人文精神，必须受到道德的约束，必须敬畏人民的力量，必须施行仁政。

秦国从历史舞台上谢幕，法家信奉的那一套也随之失去了市场，儒家的羽扇纶巾开始粉墨登场。汉朝初定后，陆贾为刘邦说服南越王，他还告诫轻视儒学的刘邦：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逆取顺守，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他写成《新语》，为刘邦总结历代统治经验，深得赞赏。叔孙通十分明白儒家的特殊使命，他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儒家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权力的热爱，这从他们学习的课程中就可见端倪。儒家学堂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它剔除了习武的那一部分，增加了当代史的教育课程。意思就是说，天下士子要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

孔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动静造得不可谓不大。他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学说，有人提出孔老夫子周游列国只是形式上的皮，跑官才是其实质上的血肉。但让儒生们大为失望的是孔子奋斗终生也玩不过一个权力场上的三流角色，各国君主给出的评价是，有水平，但不是当官的那块料。这种评价显然是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如果自己的祖师在这个艰难的世道，求取功名都是这样难，他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孔子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虽然没有在自己的时代成为权力场上的精英分子，却不小心成为开启中华文化的大儒，不知道这是时代的选择，还是时代开的一个玩笑。我们说过，法家是为战争而生，是一头嗜血的头狼；而儒家却与战争格格不入，见血就会绕道而行。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儒学会在春秋战国时代成为投资市场上的一只垃圾股，为世人所遗忘。

    历史是懂幽默的，它总是喜欢跟爱跟那些较真的人开玩笑，说一些轻松的段子。让孔老夫子和他的三千弟子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还在后面，最后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人，却是那个流氓成性的草根族皇帝汉高祖刘邦。在政治权力分配上，汉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不再是绝对的中央集权，除了皇帝，宗室、功臣等等也分享世袭的政治、经济特权，统一的郡县制也被部分的分封制所代替。

   刘邦的草根不是表面上做做样子，而是渗透进骨子里的，史料记载：亭长出生，“好酒及色”。就是这么一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酒色之徒，他根本入不了儒家的法眼。可这种人有他自己的优势，他来自平民，懂得老百姓需要什么，也善于听取来自不同阶层的意见，善于把握政治风向。拥护谁，反对谁，他拿捏得比谁很准。官场中人讲究一个根基，根基牢固，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根基不牢，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也会被吹得东倒西歪。所以说，历代皇权专制王朝中，当权者的出身论其实就是权力的“打底定律”。底打得牢，权力之树就长得挺拔，不然也就成了歪脖子树。刘邦之所以能在楚汉战争中笑到最后，完全得益于在他的底打得扎实，够厚黑。

   其实刘邦是个很可爱的人，如果我们把他归为小人之列，那么他也应该算是一个真小人。这厮年青的时候经常去别人家里蹭吃筵席，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他也不上礼钱就去白吃白喝。有一次县令摆席，刘邦居然也去混吃喝。主人待客的规矩是：贺礼不满千钱的，坐在堂下。堂上当然是贵宾席了，刘邦没有钱还要坐贵宾席，拿张名帖往礼台上一扔，嘴里喊道：“礼金一万上帐。”然后就大摇大摆地坐到堂上。凑巧席间有位贵宾姓吕，是县令的朋友。这吕公倒是个人物，不仅没有因此而看不起刘邦，反觉得这家伙器宇不凡，倒把自己的女儿吕雉许配给了他，这就是日后的吕后。

不论是刘邦还是项羽，谁都想做天下第一，于是这才有了“楚汉之争”。要按实力，刘邦是打不过项羽的，但战争就是这么奇怪，有实力并不一定能赢，还得有计谋，会耍点流氓、无赖的手段。这一点项羽不会做，也做不出来；但刘邦无所顾忌，并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刘邦在得了天下后，完全否定秦朝推崇的法家那一套。在这种背景下，儒家开始逐步渗透权力场，在这里儒家应该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权力易主后，他应该算是一名跟了两朝主子的贰臣。可这个贰臣的表现却一点也不让人感觉到“二”。在陈胜发动起义后，秦二世召集博士们咨询将如何处理，平日里侃侃而谈的博士们慌作一团。大多数人说的话如出一辙，都是陈胜造反，将会酿成大患，必须发兵征讨。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让秦二世胡亥听得难受。只有叔孙通站出来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搞定。让这些博士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本来哥几个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却换来皇帝的愤怒。咨询的结果是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同时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

   事后，有人责备叔孙通有那么一点“谀”，叔孙通却擦着汗回答说，我也是刚刚脱离虎口，你们就不要这么损我了。叔孙通连夜逃离咸阳城，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其实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叔孙通划为没有风骨气节之人。在那样一个活着才是硬道理的乱世中，趋利避害是一个人生存的本能反应。而这时候的知识分子也有选择如何生存的权力，不存在和某个权力集团签订生死契约。也就是说，叔孙通最后跳槽到刘邦的公司，是识时务的明智之举。一个连天下大势都搞不清楚的博士，水平也只停留在写写博客的阶段。

   刚开始，刘邦对叔孙通这帮儒生还是有抵触情绪的。要知道刘邦是个将草根进行到底的人，没有高学历，生活也不小资，尤其看不惯儒生的那身行头。对于刘邦的这种心理，叔孙通还是能看出来的。一个人如果连老板的喜怒哀乐都解读不了，那他在官场上是没有多少搞头的。既然刘邦不喜欢这身奇装异服，那就好好在形象上捯饬一下。于是叔孙通经过一番调查研究后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人能主动站出来迎合自己。叔孙通的这种做法博得了刘邦的高度赏识，看来儒生们的头脑也不全是花岗岩的。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是具有一定号召力的。这帮人之所以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跟着叔孙通投奔刘邦，也是看中了叔孙通的勇气和胆识。至少在那一百多位儒生敢死队员们看来，跟着叔孙通干革命是有前途的。

但现实很快让他们奔腾的热血冷却了下来，叔孙通并没有带他们走上光明大道。这家伙一次又一次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有案底的黑社会分子（盗匪），儒家弟子一个也没有举荐。儒生们怀疑叔孙通是不是吃错药了，怀疑他还是不是儒家一份子。叔孙通给出的理由是：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只会读书写文章不会打仗，所以我要先举荐那些上了前线敢玩命的主。作为儒家的敢死队员，你们要耐心等待，等到时机成熟我一定会推荐你们的。叔孙通的这席话，并不是满嘴跑火车，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一种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在战争中多次立功，刘邦非常高兴，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刘邦已经统一天下。叔孙通拿出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运用。刘邦认为这些官场礼节过于繁琐，他要求能省则省，一切从简。结果大汉帝国的朝堂成了菜市场，群臣在朝堂之上开怀饮酒，高声喧哗，手痒难耐的武将们情急之下还会拔剑击柱。看着眼前乱糟糟的场面，刘邦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这时候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这句话就是说：打天下我们儒家不行，治天下你们这些粗人不行，还要靠我们儒家的弟子。

   叔孙通是个异常清醒的人，他对于权力体系建设有着一套更为实用的理论。他来自秦朝，对于秦王朝的败亡也有着更为直观的感受。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权力文化层面上的一大进步。

于是汉高祖刘邦将制定朝仪的任务交给了叔孙通，刘邦只留了一句话给他：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意思就是，你定的这个朝仪，要易学易掌握。

   等到叔孙通的朝仪制定好了之后，先是在野外搭帐篷演习。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请刘邦参观演习。刘邦看过之后，觉得这种游戏很有意思，就用四个字对叔孙通所做的工作给予了评价：吾能为之。这一套，我可以做得来。

对于叔孙通来说，自己的心血没有白费。为了给叔孙通捧场，刘邦命令群臣都要学习这个新朝仪。只有学习了新朝仪，才有资格到朝堂之上来和我这个皇帝见面，不然继续学，只到学会为止。

   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年）阴历十月，叔孙通制定的这套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长乐宫正式实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气氛可以用团结紧张活泼来形容，平日里咋咋呼呼的大臣收敛了许多，一个个按尊卑秩序喝酒说话，向刘邦行跪拜之礼，没有敢失礼者。不试不知道，朝仪真奇妙。刘邦龙颜大悦道：“老子今天才体会到当皇帝的尊贵。”尝到当皇帝的美妙滋味，让刘邦喜不自禁。于是他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又乘机进言：诸儒生跟我这么久了，朝仪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应该也给他们封官。可见叔孙通虽然十足的儒却并一点也不腐，懂得做人做事的进退。于是高祖刘邦将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

   懂得见风使舵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行为方式，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他骨子里的儒家信念和自己对于权力的热衷。叔孙通是个务实之人，也很低调。通过制定朝仪规范了权力秩序，得到了刘邦的高度信任。也正因为他的努力，为后来的儒生集团在权力结构中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空间。叔孙通一炮打响之后，儒生们的胆子也就更大了。他们发现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努力寻找的权力魔杖和政治理想正向他们这些儒家后生们靠近，他们的时代就要到来。这个发现，让儒生们再也无法平心静气地做学问，陆贾就是他们的其中一个代表。

   陆贾和汉高祖刘邦有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我们都知道刘邦是个没多少文化的市井之徒，读书不是他的爱好。陆贾真拿自己当大学教授了，有事没事喜欢在汉高祖面前念叨《诗》、《书》，听得高祖耳朵都生茧子了，有一天刘邦实在听得烦不胜烦，指着陆生的鼻子就吼道：“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

   陆贾并没有回避刘邦提出的质疑，他也用同样的语气回复了一句：“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就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当年用武力夺取天下，却以文治守护天下。文武兼济，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策。过去吴王夫差、智伯就是因为武力太盛而亡国；秦王朝也是如此。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又怎么能得到今天的江山社稷？”这句话显然是在教育刘邦，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样就会犯秦国当年犯下的错误，离亡国之日也就不远了。

   刘邦还算是个好学生，教育之下面有惭色道：“希望你能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历代国家兴亡的原因。”刘邦这么做是为了将来少走弯路，避免大汉王朝重蹈覆辙。

  陆贾简单地向刘邦提供了一些治国方略，一共写了十二篇，每奏为一篇。刘邦看了以后非常满意，称赞陆贾讲得好。随着汉武帝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了权力舞台的中央地带。这时候在国家权力系统内部儒家已经渐渐占据了上风，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之下，已经成为权力集团推崇的一门显学。到了汉武帝时期更是达到了巅峰，一代雄主身边环绕的都是孔老夫子的衣钵。意气风发的汉武帝将独尊儒术的方针与正式权力相互嵌接，以此规划着自己的权力蓝图。

   叔孙通帮助刘邦解决了朝仪问题，使草根皇帝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陆贾将秦国奉行的那一套战时体制全盘否决，打通了皇家权力的通道，使得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有了自己的国体和政体；贾谊将德政、教化渗透进正式权力系统，极大地缓和了权力集团和民间的矛盾；董仲舒倡导儒家士风，对规范官僚集团的权力行为起到了很好的辐射作用。

当一切都走向正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孙叔通当初的良苦用心，真可谓善莫大焉。

   儒家后生们摇身一变成为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官家意图的具体执行者。孔老夫子的弟子们也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在改造现实，改变着官场的权力格局。虽然他们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强加给自己的种种限制，但他们恰恰利用这些限制又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散播天下，不可谓不是一种双赢的局面，最后形成了一种睥睨千古的浩荡霸气，天下之大，舍我其谁？